作者: 來源: 新華網 發表時間： 2026-03-27 10:34
一場以“當‘古道’遇見‘熱腸’——中國敘事的當代精神”為主題的對談不久前在北京電影學院報告廳舉行，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作家李修文與導演徐浩峰三位學者、創作者齊聚于此。議題看似回歸中國傳統敘事精神，對話的矛頭卻直指當下最炙熱的話題：在AI與全球技術浪潮的席卷下，作為“人”的創作者，路在何方？三位嘉賓從“圓不上的矛盾”到“肉身經驗的裝置”，從“真實的消逝”到“人的不可替代”，展開了一場關乎藝術本質與未來出路的對話。
徐浩峰
戴錦華
李修文
1.人類因“錯”而生動
本次對談活動是中國作家協會社會聯絡部和北京電影學院聯合打造的“北電大講堂·文學與電影”第二季第二期，活動主持、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副教授楊蕊將“古道”比喻為支撐敘事的理性骨骼——是規矩、秩序與經年累月積淀下的生存法則；將“熱腸”比喻為流淌于敘事血脈中的感性熱流——是熱血、情義與打破常規的生命激情。她指出，“古道熱腸”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體兩面，當下情境，我們正面臨秩序重構、情感失語的可能，古道的正定與熱腸的真誠同時遭遇空前挑戰。此次對談，正在于探尋在這片精神的裂谷中，中國敘事如何重新錨定其當代坐標。
以冷峻武俠美學獨樹一幟的徐浩峰，援引《文心雕龍》與司馬遷的治史精神，指出中國文藝傳統向來將高尚人格與天地之美等同，這本身就是一種“道”。他的創作，如《師父》《箭士柳白猿》，刻意剝離傳統武俠的浪漫飛檐，轉而聚焦“武行”——一個真實的社會行會組織，以近乎人類學考據的精度，解剖其內部規則、倫理與利益博弈。他坦言，自己拍的并非快意恩仇的“武俠”，而是嚴肅的“行業劇”，旨在通過一個微觀切片，透視更廣闊的社會肌理與人性光譜。
對于備受關注的AI，徐浩峰首先將其與人的思維特質進行了對比，“我覺得AI是追求對的，但是人好玩是因為人總追求錯的。”在他看來，如果AI的邏輯是不斷趨近“正確”，那么人類那些“圓不上”的地方，恰恰是最值得玩味的創作起點，創作的靈感往往源于那些無法自圓的矛盾。他以電影《一代宗師》的籌備為例，“有好多的材料，好多的故事，越聽越多，但是你沒有辦法創作。”后來在一次采訪時，詠春拳師稱“詠春專破蔡李佛”，而蔡李佛拳師則斷言“蔡李佛專破詠春”，“圓不上，我就感覺有機會把以前聽到的那些事給盤活了。”
徐浩峰的創作理念深受此影響，他認為創作并非誕生于嚴絲合縫的邏輯，而是那些彼此矛盾的縫隙里。他還提到一個有趣的觀察：“我看近年歐美方面心理學的報告，說成年男子想要心理健康，盡量和女性在一起。成年女性要想心理健康，盡量別跟男性在一起。”他笑了，“這是一個圓不上的地方。”
在徐浩峰看來，導演的工作，就是盯著這些“圓不上”的地方，導演需要有這樣的觀察能力。他認為觀察生活的核心不是羅列細節，而是捕捉一個能“映射全體”的“第二細節”。在劇本創作中，這樣一個具有“綜合性魅力”的細節，足以收束大量情節。“觀察生活不是你羅列多少細節，而是有一個細節，可以把人物背景，把他身上發生的事都能收了。這個細節不是一個點，而是可以映射一個全體、整體。你觀察生活和做劇本的時候，這就是第二細節。劇本也一樣，寫著寫著突然有一個點，我把這個點寫出來，它就好像水晶球鏡子一樣，起到映射周邊的反射效果，這個點產生了綜合性的魅力，所以細節是可以收戲的。我原來為了把這個事情表達清楚，可能是60場戲。但是隨著我深化，我的細節到底了，就不用這么多場了。或者我寫人物對話，來來回回十句話，但是中間突然出現一個特別精彩的話，我就可以把另外九句都收了。” 這種基于矛盾與精練的創作邏輯，正是人類經驗復雜性的體現。
對于其作品中主人公為何常以“落寞背影”收場，徐浩峰表示，這并非悲觀，而是一種強調手法。如同歐洲古典悲劇以死亡強化愛情的可貴，他的“落寞”是為了讓觀眾在唏噓中更深刻地凝視“道”的代價與尊嚴。他進一步分享了高級敘事的秘訣——“假因果”。真正的現實主義，恰恰展現人物基于自身誤解的邏輯（假因果）去行動，而世界卻以另一套真實的邏輯運轉，這種錯位產生了巨大的戲劇張力與心理真實。他舉例說明，無論是塔可夫斯基的詩意電影，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其偉大之處常在于對背景與動機的“不交代”，從而逼近生活本身固有的模糊性與復雜性。
戴錦華認為徐浩峰并非武俠類型的簡單延續者，而是以“武行”為切口的社會現實主義作家，其冷峻筆法下是對權力結構與人性矛盾的深刻揭示。
而說起“古道熱腸”，戴錦華認為其是渾然一體的。“古道” 指的是道義，是最樸素、最傳統的道義，既為中國傳統文化所尊崇，也是某種人性的自然流露。“在我看來，秉持古道之人，多半都懷有熱腸，是那種即便身處困境，熱血也依舊滾燙的生命狀態。在我的認知里，古道熱腸更多是一種理想生命形態與人生境界。”
2.AI作品都很正確，但是也都很平庸
當AI能夠整合海量數據、生成“正確”故事時，人類創作者憑借什么與之區分？李修文的答案是“肉身經驗”。
他表示，目前AI寫作尚未給自己帶來壓迫感，因AI作品“都很正確，但是也都很平庸”。不過李修文認為，對于創作來講，AI是有好處的，“AI幫助查資料還是很方便，而且問它一個問題，往往有讓人意想不到的回答。但是到目前為止，比如我看它對于某些故事的評價，就像是徐老師所說，回答得正確、完美，而這個完美、正確是在一種集合的數據概念上的。”
李修文認為人類經驗有其獨特性，“可能我們正行走在殘山深水當中，可能AI壓迫我們的危機馬上就要到來，但是我覺得人類還遠遠沒有窮盡自己。許許多多的時刻，一個寫作者是和歷史、科技在齊頭并進，但往往作品的力量來自于，他一邊前進一邊對這些東西生出質疑。在質疑中，這個作家可能才能夠確立他的文本，創作出人類才有的故事，而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AI創作出動人的、驚人的故事。”
李修文曾問AI：“聽說你要來了，我們該怎么辦呢？” AI的回答是：“請你寫好基于自己肉身體驗的經驗。”李修文笑言：“AI都這么回答，我就照著AI說的去做。”李修文的散文與小說，如《山河袈裟》《猛虎下山》，充滿了一種“肉身在場”的澎湃激情，他筆下的人物，常常是被時代大潮拍散的個體，在生活崩塌的邊緣，于流浪、放逐中意外地迸發出驚人的情義與尊嚴。李修文表示，這種情義并非英雄主義的主動進擊，而更像是一種退守中的精神結晶。“當失去成為常態，中國式的情義便成為一劑安頓心靈的藥。”
李修文介紹說自己的寫作深受中國古典話本、元雜劇（尤其是水滸戲）的影響，其中多是小人物在陰差陽錯、被動承受中完成自己的命運，鮮有西方式的個人英雄主義覺醒。這種敘事邏輯，更貼近中國民間對命運的理解——往往是在退無可退的雪夜，或墻腳花開的瞬間，完成一種東方式的頓悟與和解。杜甫詩歌中展現的與萬物共感的傳統，以及其沉入日常的“詩史”精神，是他重要的精神源頭。
李修文的“肉身體驗”并非簡單的“體驗生活”。在創作小說《猛虎下山》時，他深入廢棄的工廠，吸引他的并非現成的故事，而是未蓋章的車票、整齊懸掛的工作服等物象。“我不是在采訪的對象那里獲得了更大的激發或者呼應，反而是我確信我找到了一個可以經過我的裝置的舞臺。”他表示，歷史的遺跡經由創作者身體的感知與情感的“裝置”，才能重新成為可被共鳴的敘事。“如何通過你的裝置，歷史重新成為今天大家可感知的歷史，那個東西對我的刺激更大。”
3.AI最能取代的是基于橋段組合的類型化、套路化寫作
戴錦華認為，AI對于影視創作者最直接的威脅，在類型化、橋段化的通俗創作領域。“人工智能比任何一個創作者更熟悉某一個類型的全部橋段，及其全部橋段組合的可能性。這就是好萊塢的大罷工先從編劇工會開始的原因，因為低級編劇已然被AI所取代。在組合橋段的意義上說，它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中高層的編劇仍然安然無恙，因為他們將對AI提供的初級劇本提供具有原創性的、具有觀察性的、具有洞察性的修訂、增補。”
戴錦華認為這也迫使藝術回歸其最本質的追問：何為藝術？何為人？我們為何創作？她強調，在人類可能步入與硅基智慧生命共存的新文明階段，“身體”（碳基生命獨有的體驗與脆弱）將成為我們確認自身存在、進行藝術思考的最終依據：“我們的肉體凡胎，我們身體的存在，我們身體的不合理，我們身體的脆弱，我們身體的訴求，決定了生命體驗、生命思考的不同，決定了我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我們怎么在這樣一種經驗當中，去理解我們的代際、我們的傳承、我們的生存，身體成了人類自我確認和自我思考非常重要和基本的東西。”
戴錦華認為，身體是獨特生命體驗與思考的根基，而將生命經驗直接轉化為創作，正是藝術家的崇高追求。她說曾經有一位戛納電影節的選片人向她熱情贊美侯孝賢，稱贊侯孝賢是“神”，因為“他把自己的生命經驗直接轉換成了電影”。戴錦華說：“把自己的生命經驗直接轉換為文字、直接轉換為視聽語言，是每一個文學家、電影家的追求和夢想。在這樣的一個時刻，我認為跟AI就沒有任何關系了。如果你有這樣的追求，就不要考慮太多，讓AI去走AI的路。”
當資本與技術重塑行業，比如，流媒體巨頭并購傳統影業，那么電影、文學等傳統敘事藝術該何以自處？戴錦華認為，這個時候對電影產業、電影文化的想象，都必須要反身自我質問，要調整，要重新定位。傳統大工業模式與AI的結合會走向何方尚未可知，但21世紀這么多偉大的電影證明了人類創作的多種可能性。
4.面臨AI沖擊，關鍵在于如何選擇
面臨AI沖擊，戴錦華認為人類依然有多種選擇，關鍵在于如何選擇：“你是想去跟AI競爭，或者你成為AI的末端，還是我們要延續關于電影、關于電影藝術深刻的思考？”
她說自己喜歡一位作家的回答，這位作家說：即便AI寫得更好，但它無法擁有“因為我想寫，我不能自已”的創作沖動與快樂。戴錦華認為這以后會成為非常樸素和基本的要點，“經由電影名利雙收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是你內心是否堅定地認為，‘我就是愛電影。如果我能夠制作一個電影，它就圓了我的夢，滿足了我對生命的一種渴求。’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一點都不用擔心電影的未來。在很多不同的層面上，我們都必須返回到非常樸素的問題上，我們自我提問，我們給出回答，然后我們做出選擇。”
戴錦華認為藝術之路是以大量迷失和失敗鋪就的，選擇以創作為志業，是“高風險無回報”的，它或許不能帶來世俗的認可，但最終可能收獲“一份心安”和“我不枉一世為人”的自我確認。
戴錦華說自己看的一些資料顯示，ChatGPT-4有兩個領域絕對不能覆蓋，其中之一是批判性思維，“而我覺得批判性思維是人文學科和文學藝術能夠賦予我們的。”在AI覆蓋一切的未來，這種能力將成為人類自我確認的最后疆域。“它一定不是類型的復制，一定不是小夜曲式的撫慰，一定不只是隔靴搔癢式的工業制造或者工業復制。”
對于AI的沖擊，徐浩峰顯然更為樂觀，他說自己的“胡思亂想”是現在AI剛起步階段，當AI再升級之后，它會發現人類是更高級的AI。他講述圍棋大師吳清源晚年發明了一套全新的圍棋理論，強調“整體的觀念”。但專業棋手不以為然，他們覺得，“一個退出一線30年的老人，閑得慌發明的東西能信嗎？”吳清源收的弟子也不是頂級人才，戰績不顯。直到AI出現，人們發現AI圍棋的有些思路，甚至招法，竟與吳清源晚年發明的一模一樣。“人證明不了，但是天意以某種方式證明了人。”徐浩峰比喻說，如果按照印度文化和中國的《聊齋》來看，AI就是鬼。除了文學能力不如人，鬼各方面的能力比人都大16倍，當你疑神疑鬼，住進陰慘慘的屋子睡不安穩時，你念一句“鵝鵝鵝，曲項向天歌”，鬼就對你佩服得不得了。“這不是我說的孤例，”徐浩峰說，“你們看周星馳拍的《西游降魔篇》，那里用的降魔法寶是《兒歌三百首》。藝術這個東西是人類獨有的。”
5.中國敘事的當代創新，必須建立在對傳統的深刻理解與創造性轉化之上
盡管三人風格迥異，但整場對談卻呈現出內在共識：真正的創作，無論外表冷熱，內核都必須根植于真誠的生命體驗、清醒的文化自覺與敏銳的時代診斷，中國敘事的當代創新，必須建立在對傳統的深刻理解與創造性轉化之上。
徐浩峰提供的是形式轉化的路徑——將傳統敘事中的倫理結構、儀式框架進行當代轉譯；李修文實踐的是精神接續的道路——讓古典文學的抒情傳統與民間敘事的志怪智慧在當代作品中重生；戴錦華倡導的則是批判性創造的立場——以現代意識重新激活傳統，使其經過省視，真正成為應對當代問題的思想資源。
戴錦華特別提醒：“我們正在經歷文明的轉型期，中國敘事傳統中的整體性思維、辯證智慧、意境美學，都可能為人類提供新的敘事可能性。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必須首先成為傳統的深刻理解者，然后才能成為它的創造性轉化者。”
在AI復制完美、短視頻切割注意力的當下，中國敘事的當代精神，恰恰在于勇敢地擁抱復雜性、矛盾性與不確定性。
在信息繭房各自為政、AI精通一切橋段組合的時代，人的價值恰恰在于其局限：身體會衰老，記憶會模糊，觀點會偏頗，選擇會錯誤。但也正是這些“不完美”，構成了生命經驗的獨特性，得以成為無法復制的藝術源泉。
或許未來，如戴錦華所預見，電影工業的形態將被重塑，類型化生產將與AI深度綁定。但與此同時，另一種可能也在展開：當創作者不再為名利所困，回歸到“因為我想，我不能自已”的初心，藝術反而可能掙脫束縛，在更本真、更個人的層面綻放。這或許是對“我就是愛電影”最好的注腳——不是因為電影能帶來什么，而是因為“不能自已”，因為這份愛本身就足以構成理由。在AI可以生成一切的時代，這種“不能自已”的沖動，這種對復雜性的渴求，這種明知無保障仍要上路的勇氣，也許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證明。文/記者 張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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