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來源: 新華網 發表時間： 2026-03-18 09:10
因為將鏡頭對準了曾參加過“超女”“快女”“快男”的初代選秀藝人，記錄他們當下的生存現狀和找尋自我的歷程，紀錄片《因為是想寫成歌》播出之后引發眾多網友的熱議與共鳴。表面看，這是一次對選秀時代的回望與致敬；但細細品味便會發現，這部作品的意義遠不止于“情懷殺”那么簡單。
難以復制的時代樣本
紀錄片中的嘉賓來自李霄云、陳楚生等《超級女聲》《快樂女聲》《快樂男聲》選手，這是千禧年之后中國大陸娛樂工業、科技、文化飛速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段，也是電視媒介的黃金時代，更是一個節目能掀起“全民狂歡”的最后時光。那時，社交媒體尚未興起，人們還習慣于每周五晚上守在電視機前，以萬人空巷的場景用手機短信為自己喜歡的選手投票。這種“全民性”，今日已很難重現。
不同于后來的選秀選手，初代選秀選手的珍貴在于保留了“未被編碼”的野生狀態。他們不知道什么時候該哭，什么時候該笑，不知道如何制造話題，如何經營粉絲；他們在鏡頭前的每一次流淚，每一次擁抱，每一次激動或失落，都是本能反應，而非精心設計。這種真誠與真實，是后來任何一檔選秀節目都難以復刻的。
紀錄片中，很多選手都不約而同地用“無法想象”“太突然”“完全沒有準備”來形容自己當年被推到舞臺中央時的心理變化。當一夜之間被所有人看到，經歷短暫輝煌之后又被刮到龍卷風之外，這種極致的人生體驗，只有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節點才可能發生。
然而，真實的另一面是殘酷的代價。因為沒有前車之鑒，他們不知道成名后要面對什么。段林希不知道拿了冠軍之后，等待她的是無盡的商演和逐漸掏空的自我；李霄云不知道堅持做自己想要的音樂，可能需要付出銀行卡只剩1.6元的代價；蘇妙玲不知道那個在比賽時對自己關懷備至的“昊姐”，在比賽結束后會變得如此遙遠。這種對后果的無知，讓他們付出了比后來者更為慘痛的代價。
因此，《因為是想寫成歌》為我們存檔了一個難以復制的時代，記錄了一群被時代浪潮拋向高空的樣本群體，在極度壓縮的時間內經歷起伏、掙扎、和解與迷失。當普通人可能需要用一生去體驗的起落沉浮，被壓縮進他們二十歲之后的短短幾年，他們便成了觀察一代人精神成長的寶貴切片。
錯綜復雜的人性光譜
如果說歷史坐標是這部紀錄片的外在框架，那么導演馬昊與選手們的關系互動便是它的內在肌理。《因為是想寫成歌》讓曾經的選秀總導演從幕后走到臺前，成為觀看的視角和故事的主體。這種參與式的創作手法，使得影片成為一場近乎“殘忍”的人性實驗：曾經的造星者與她的“造物”們，在時隔十余年甚至幾十年后重新面對面，不同的見面姿態交織著錯綜復雜的情感互動。在此過程中，人性如同一枚棱鏡，折射出豐富的光譜。
對話段林希，我們看到的是權力者的愧疚與弱者的悲憫。2011年的“快女”冠軍，如今在云南保山的菜市場里堅持用紙幣交易只為能節省幾毛錢。面對這個自己親手送上冠軍寶座、如今卻“混得最慘”的孩子，馬昊的姿態是復雜的，有關切，有愧疚，但也不乏一種居高臨下的拯救者心態。片中那場引發爭議的“飯局設計”興許能說明問題：馬昊安排段林希意外聽到關于制作費的對話，試圖逼出她的真實反應。這一行為的背后，暴露了馬昊作為曾經的總導演、如今的紀錄片創作者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她仍然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有權介入、有權設計、有權導演他人的情緒。然而最震撼人心的，是段林希的反應——不是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種近乎悲憫的理解。更令人動容的是，段林希敢于說出那句：“也許你對我們的感情，也是工作。”這句話像一把鈍刀，不鋒利，卻足夠深刻地切開了馬昊與選手關系的本質。
對話蘇妙玲，我們看到的是情感的真偽之辯與被壓抑的質疑。十四年后，當馬昊回到蘇妙玲的家鄉，坦承當年沒有很好地兌現“讓選手有飯吃”的承諾時，蘇妙玲并沒有接受這場遲來的和解。她在鏡頭前含淚問出那句埋藏多年的困惑：“我到現在都分不清昊姐對我的關心是真是假？”這句質問，撕開了馬昊與選手關系中最為脆弱的一層——情感的真偽。那些年被包裝成“家人”的關懷，那些“媽媽”式的呵護與指導，究竟有多少是發自內心，有多少只是職業所需？
對話李霄云，我們看到的是規訓者的傲慢與被規訓者的倔強。馬昊對李霄云說出的那句“如果當時你聽話的話現在也會很紅”，背后隱藏著權力邏輯——你的價值由我定義，你的成功取決于是否服從我的安排。李霄云的回應是沉默，是堅持，哪怕銀行卡里只剩1.6元，哪怕付不起停車費。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我不接受你的定義，我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活著。
對話黃英，我們看到的是成功者的印證與妥協者的自洽。黃英選擇了“聽話”，選擇了擁抱變化，積極投身短視頻和直播帶貨，在商業邏輯中平衡“歌手”與“媽媽”的身份角色。她坦言自己“跨越了階層”，言語間有一種自洽的坦然。面對黃英，馬昊的姿態明顯不同，是一種近乎“印證”的欣慰——看，聽話的孩子果然過得好。
與陳楚生的對談則頗具玩味。整場對話過程中，陳楚生流露出來的清醒通透與馬昊表現的焦慮迷茫形成鮮明對比，這場跨越十余年的角色反轉，是一場關于“何為成功人生”的無聲辯論，更是一個時代的造星者與被造者終于平等對視的瞬間。馬昊的焦慮代表了一種仍通過外部世界尋求自我身份確認的價值取向——用作品、回憶、與他人的關系來拼湊自我；而陳楚生的通透則代表了一種向內求索的進程，他不再需要外界的確認，憑借熱愛彰顯價值本身。馬昊來尋找陳楚生，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尋找自己光輝歷史的見證；而陳楚生的成功，也是對馬昊們工作的回應。片中，陳楚生說：“越比較越痛苦，輸才是人生常態。”這句話不只說給馬昊聽，也是說給每一個仍在比較中焦慮的人聽。真正的成長，不是贏過別人，而是終于不再需要和任何人比較。
最后，還有一層關系需要被看見：馬昊與自己。片尾她的獨白——希望通過和每個人的對話來把“我自己”拼回去。這個細節揭示了一個隱秘的真相：在這場關于選秀藝人的記錄中，最需要被治愈的，恰恰是那個曾經定義他們的人。這種“通過他人尋找自己”的方式，本身就折射出一種深刻的人性需求。
紀錄片在這個維度上的意義，正在于呈現出了人性光譜的豐富與復雜。馬昊不是單純的“加害者”，選手們也不是單純的“受害者”。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處境中掙扎，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救贖。段林希的隱忍、蘇妙玲的質疑、李霄云的堅持、黃英的自洽、陳楚生的理解，以及馬昊的愧疚與自我尋找——所有這些，構成了人性最豐富的底色。
然而，正是這種通過馬昊個人視角展開的敘事，構成了紀錄片最根本的局限。導演朱凌卿將馬昊比作“催化劑”，認為她的單刀直入能逼出選手的真實情緒與深層思考。但這種被設計的真實反應，是否還能稱為真實？當記錄過程本身成為一種干預，記錄的真實性便已大打折扣。
其實，任何記錄行為本身，都是一種介入；任何視角選擇，都是一種遮蔽。馬昊的個人視角，既打開了通往選手內心的大門，也構成了敘事的囚籠；既讓觀眾得以窺見權力關系的復雜紋理，也讓紀錄片在某些時刻淪為權力游戲的延續。在內容創作日益浮躁的當下，我們仍需期待真正尊重拍攝對象、保持客觀距離的紀錄片作品。但紀錄片真正的價值，或許不在于追求完美的客觀，而是坦誠地呈現自己的局限，讓觀眾在看見他人的同時，也看見記錄者，看見時代，最終，看見自己。
（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媒學院講師，藝術學博士 余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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